这件事，可以从制作工艺角度阐述，也可以从制品特性方面区分，还可以从考古学视角讨论。

　　现代考古学，将“琉璃”一并纳入“玻璃”的范畴来考察。

　　楼上有高人说，国外没有“琉璃”的说法，大概不错。因为，“琉璃”，的确是一个历史久远的中国概念。当然，这里面也许有汉语译名的因素。

　　关于“琉璃”，早的文献记载是西汉桓宽的《盐铁论》。

　　其曰：“夫中国一端之缦，得匈奴累金之物，而损敌国之用。是以羸驴馲驼，衔尾入塞，驒騱騵马，尽为我畜；鼲貂狐貉、采旃文罽，充于内府，而璧玉、珊瑚、瑠璃，咸为国之宝。是则外国之物内流，而利不外泄也。异物内流则国用饶，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。”

　　当时，“瑠璃”被视为国宝。学者认为，“瑠璃”即“琉璃”，是《汉书》中所说“璧流离”的“省称”。

　　当代有学者说，“璧流离”，与佛教文献中的“吠琉璃”、“吠琉璃耶”、“毘瑠璃”等，皆源于梵语。指克什米尔地区所产蓝晶石、青金石为原料的制品。

　　汉代之前，上推至战国时期，还有“璆（qiu）琳”、“琅玕”、“陆离”等说法，学者们认为，皆亦是指“琉璃”。

　　“琉璃”的概念，传播颇久且含义模糊。比如唐宋时，“琉璃”也指“釉陶器”，“琉璃瓦”即是。

　　概括古代对于“琉璃”的理解，主要包括三个方面——一是自然宝玉；二是指玻璃；三是指釉彩。

　　上世纪20年代，中国开展田野考古后，不断发现玻璃制品。当时的人们，不相信元明之前中国会有玻璃，以致把玻璃残片看做是后人混入的物品，不仅不报道，甚至扔掉了。

　　改变从上世纪70年代逐渐开始，但在考古报道中，不少仍然沿袭清代的说法，称之为“料器”；或者称其为“琉璃”。

　　南北朝时期，出现了“颇黎”一词。

　　《梁四公记》载：“扶南大船从西天竺国来。卖碧颇黎镜，面广一尺五寸，重四十斤，内外皎洁。置五色物于其上，向明视之，不见其质。问其价，约钱百万贯。文帝令有司算之，倾库府当之不足。”

　　段成式在《酉阳杂记》中，以为“颇黎”乃“千岁冰所化也”。

　　唐代以后，古籍中始有“玻璃”一词。

　　但当时的人们，以“玻璃”称进口制品，以“琉璃”称国内的物什。

　　颜师古是那时的大儒，他 认为，“琉璃”是天然所成，人工的为“假琉璃” ——这个“真假琉璃说”，有很大的影响力。

　　南宋大学者程大昌，在他的《演繁露》里，系统反驳了颜师古的“真假琉璃说”。指出，追溯到《穆天子传》，一切古代的“琉璃”，皆为“石铸”，而非自然生成。他说，进口的“玻璃”也是“琉璃”，只是，国产“琉璃”色泽光鲜但不耐寒暑，进口“琉璃”淳朴黯淡但能经住骤冷骤热。

　　宋以后，国内使用“玻璃”称呼各种制品逐渐增多。

　　中国至少在东周时期的古墓中，已发现玻璃制品。

　　1928年之后的数年间，洛阳孟津村东周古墓群大量出土文物外流。其中有一批玻璃珠、嵌玻璃珠铜镜和带钩，经外国传教士之手流向国外。经成分分析发现，汉代寄之前的中国玻璃制品，含氧化钡和氧化铅，与西方的钠钙玻璃系统有很大区别。

　　现在，国内外皆认为，中国早的玻璃产生于战国时期或稍早。

　　战国墓葬中出土的玻璃器中，以“蜻蜓眼”玻璃珠多，几乎遍布全国。湖南、安徽、福建、陕西等地，还出土了一些“玻璃璧”。湖南不少小型墓葬中亦有玻璃器出土，可知当时的“士”和“庶人”阶层能以这些器物随葬。

　　汉代出土的玻璃器物，已经体积变大，种类增加，而且有国外输入的玻璃制品同时存在。

　　已发现的三国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玻璃制品，多为国外输入。

　　出土的隋代玻璃制品，目前多。仅西安李静训墓中，即出土各种不同玻璃制品20余件。

　　唐代玻璃制品使用范围扩大，形制各异。从中可以看到，其中一些是在中国传统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出土的玻璃制品中，有不少具有中亚西亚特征。

　　宋代，除自产玻璃制品有所增多外，国外输入制品和种类也大量增加。

　　元明清时期，中国出现了三个玻璃生产中心——广州、山东颜神镇和北京朝廷之中。

　　中国“玻璃界”权威、著名科学家干福熹先生，在他的《中国古代玻璃技术发展史》中，概括了中国古代玻璃发展从玻璃成分演变角度划分的五个阶段：

　　——从春秋到战国前期（约公元前800-前400年）的钾钙玻璃系统；

　　——从战国到东汉（约公元前400-约公元200年）的铅钡玻璃系统和钾玻璃系统；

　　——从东汉到唐代（约公元200-约700年）的高铅玻璃系统；

　　——从唐代到元代（约公元600-约1200年）的钾铅玻璃系统；

　　——从元代到清代（约公元1200-1900年）的钾钙玻璃系统。